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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紙醉金迷上海薪資急追台北

　　 歌姬周璇一曲「夜上海」，一九三八年起傳唱至今，然而上海人已經不再如同歌詞所說的那般胡天胡地，在跳躍發展的經濟當中，上海人必須積極才能生存，反觀台北人，儘管所得水準仍高，但似乎也在貧富差距擴大的無奈之中，逐漸失去動力。

台北人，你必須懂上海 　　

　　二 ○○三年底，錢雜誌與知名市調機構蓋洛普徵信公司合作，進行第一次的「兩岸理財大調查」，深入瞭解台北人與上海人在財富、職場、薪資、投資、消費、理財、金錢價值觀等等面向的相對差異，時隔約莫兩年，本刊在今年十月間再度委託蓋洛普公司進行第二度兩岸理財調查，在相似的調查層面、相同的訪談深度當中，我們再次窺探了這個經改櫥窗的後台，進而發現台北與上海之間的真實落差。

　　某種程度上，這相當於是一次兩岸經濟首善之都的基層競爭力調查，從政府積極打造台北成為區域金融中心的角度來看，這份調查像是深入對手核心的報告；從產業無國界的全球化角度來看，這份調查讓你瞭解自己在華人職場的定位與機會。無論你是否有意搶攻上海灘，你都必須懂上海！

台北薪資水準明顯較高 　　要比誰有錢，台北人的確可以驕傲！在這次調查的受訪者基本資料當中可以看出，台北人的普遍收入水準仍然明顯高於上海，數據顯示，超過五成的台北受訪者，年收入達到五 ○萬元台幣以上，而在上海，有五六％以上的受訪者一年收入不到六萬元人民幣，看來，即便上海生活給人光鮮亮麗的刻版印象，但多數上海人的一年收入，還不到多數台北人的一半水準。

不過，上海人收入遠遜於台北的狀況，並不能百分之百的全然作為兩地經濟強弱指標。「我們曾經考慮前進上海 ?」自一九九三年轉進深圳的錦隆紙品經理呂紹榮表示：「不過，當地的人事成本實在不低。不能只看薪水，還要看到業主必須負擔的高額社會保險金」，他指出，大陸目前的社會保險金包括養老保險、醫療保險、失業保險、生育保險、工傷保險，「算一算，業主為每個員工提撥的保險金，至少會是薪資的三成比重。」至於上海，「比率更是接近四成！」 　　或者可以說，在社會保險制度上，上海似乎還保有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精神，以高於資本主義的標準，強調社會公平原則，這些成本，牽制了上海人「真能放進荷包裡」的實質收入。令人驚訝的是，或者應該說，令台北人值得警惕的是，即便是在高額的社會保險成本之下，上海上班族的加薪幅度，仍然遠高於台北。

上海加薪幅度超越台北 　　從「過去一年調薪幅度」的調查來看，去年有調薪的台北人當中，七七 ·五％所享受到的調薪幅度都在一成以內，調薪幅度小於五％者，更是達到五七％。而在同樣的調查項目當中，過去一年薪資有所調整的上海上班族當中，調薪幅度低於一成者約佔三四·五％比重，比例明顯低於台北的七七·五％水準。如果進一步觀察調查數據，會發現台北的受訪者過去一年竟沒有一位調薪超過三成，而在去年薪資獲得調整的上海人當中，則有超過一成比重的受訪者，其薪資調幅高於三○％。 　　這個數據十分貼切的反應台海兩岸近年以來的經濟成長狀況，上海人或許不比台北人有錢，但是，「從薪資成長的幅度來看，上海人正在急起直追」，這可說是台北與上海之間薪資環境的基本差異。如果用股票來比喻，台北像是一檔營運穩健的大型股，而上海，則像是一檔正在高度成長的小型股。 　　大型股的好處是穩，缺點是欠缺爆發成長力道，反觀小型股，成長潛力可觀，獲利機會無窮，但風險也就相對較高。事實上，這就是台北與上海職場環境的重要分別。在接下來的調查數據當中，你會愈來愈清楚的看到兩地職場的不同輪廓。

上海人愛拚才會贏

　　首先，雖然上海人的調薪幅度高於台北，但就調薪的普及率來看，台北仍然略高於上海，過去一年以來，有將近四五 ·五％的台北上班族獲得加薪，而上海則為三六·六％，也就是說，在台北，雖然加薪的速度令人失望，但你至少能像投資一檔股性牛皮的大型股一樣，每年多少增加一些收入水準，而在上海，你獲得調薪的機會相對稍低，但只要努力掙得認同，就能享有高水平的加薪幅度。

　　「愛拚才會贏！基本上，這就是上海目前的職場環境。」在上海從事人才培訓事業的吳壽仁，用早期寶島歌王葉啟田的一首「愛拚才會贏」，作為上海當前職場環境的註解。今年年初，吳壽仁被派駐上海，擔任美國領導管理發展中心（ＬＭＩ）的中國總部營運經理，在對上海工作生態環境進行了將近十個月的觀察之後，他對當地職場有了深刻體認。

　　「環境使然，上海上班族的工作態度真的滿拚的。」吳壽仁表示，上海最近幾年是呈現「跳躍式」的成長，然而，相較於商業活動的超高速度成長，制度面的升級速度則是明顯落後，即便國外企業引進制度，又得面臨語言、文化、習慣的差異衝突，於是，當前的上海，急需人才，這會引發兩種影響，第一，你要在這裡工作，就得積極的自我提升，成為符合需要的人才；第二，只要你是企業需要的人才，企業給你的加薪幅度就絕不手軟。

不夠積極難以生存

　　另一方面，上海的生活水準不低，要在這裡生活，也得仰賴一定程度的薪資水準，「所以，我身邊不少上海本地的朋友，都會主動進修，自我升級，因為要肯拚才會贏，要肯拚才能在這裡生活啊！」吳壽仁表示。的確，不夠拚就不能生存，從上海的調查數據來看，「待業中」的受訪者比重低於台北，但這些待業的青壯年當中，找工作找了一年以上的，佔了七成之多。

　　「夜上海」這首老歌有句歌詞：「華燈起，車聲響，歌舞升平」貼切形容上海人的紙醉金迷，如今情況或許仍然如此，上海人終究還是保有一些天生的優越感，食衣住行處處講究，但是另一句歌詞：「胡天胡地磋跎了青春」，或許就有修正的必要了，看來，經改之後的上海如夢初醒，對於多數在此打拚的上班族來說，沒有時間可以磋跎，積極的態度取代了胡天胡地。

台北勞工多未加薪

　　相較之下，台北上班族的態度就似乎顯得被動一些。「在我看來，台北這邊的制度比較完善，所以台北人感覺上是在一個設定好的軌道上工作，不用忙著給自己多找事兒做。」經常輪派駐點台北的大陸中央電視台記者孫岩峰，提出她的觀察，在她看來，「制度化」，是台北人顯得相對被動的主要原因，「以加班這檔事兒來說吧 ?」孫岩峰舉例：「要台北人加班，可以，但是一定要有加班費，這是制度。」但在大陸的商業城市裡，比較沒有這種制度觀念，「主管要求加班，也就悶著頭的加了吧！如果事後還有加班費可拿，員工會覺得是這個領導的心特好，而不會想到什麼制度問題。」

　　不過，除了制度化的原因之外，職場底層員工的無奈感，或許也是造成台北上班族有心無力的原因之一。根據台北部份的調查數據，身份屬於公司主管的受訪者，獲得加薪的比重達到四八 ·五％，身份為白領階級者亦有四七·五％，兩者獲得加薪的機會均高於四五·五％的整體水準，至於代表職場最底層的體力勞工，則過去一年有七成的受訪者未能獲得薪資調整。

台北人拚死也難贏

　　若將這個薪資調整的調查進一步加以交叉分析，會發現貧富差距問題更加明顯，年收入在一百至一五 ○萬元的台北人，過去一年有五二％的比率曾經加薪，而年收入在一五○萬元以上者，更有接近七成的薪資獲得調整，相反的，年收入不到三○萬元的受訪者當中，則有高達七六％的薪資水準不動如山。至於上海的情況，收入最高等級者約有三二％得到加薪，年收入在六萬至十萬人民幣者的加薪機會最高，而年收入不到六萬人民幣的中低層勞工，至少也有三成以上的機會獲得薪資調整。

　　相對之下，台北人似乎是「愈有錢的愈會加薪，愈窮的愈沒指望」，這是一個貧富差異擴大的趨勢，一種「不均」的問題。如果說，上海的現況是「愛拚才會贏」，那麼，台北的情況就令人聯想到搖滾天王伍佰的一句台語歌詞：「敢是我的命像一支草，安怎打拚攏無比人較敖。」職場底層勞工就算再怎麼拚，也難有出頭天啦！